“我的参谋长，你不要光看到兵力上的对比嘛！”杨天风淡淡一笑，说道：“咱们的武器可没断了支援第二、三集团军，如果他们能勤加训练，与鬼子的战力对比还会是原来那样吗？况且，因为光复开封有功，军委会不是给了第三集团军一个暂编师的番号来安置宋克宾所部嘛！至于第二集团军，虽然调走，但76军不是能补上缺嘛！”

“集团军换成一个军，嘿嘿，不算乐观啊！”梁末青苦笑摇头。

光复开封，孙连仲又立一功，蒋委员长不能不应付一下，便决定把孙调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作为李宗仁的副手。因为李宗仁是个老将，让孙连仲做他的副手，比做“后起之秀”卫立煌的副手在面子上要好看些。同时蒋还把第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编入孙的第二集团军的序列，使孙的第二集团军有了五个师和两个独立旅。

而七十六军原来下辖第8师、第24师、第196师，为了弥补第二集团军调走的空缺，并基本保持兵力不变，卫立煌又将暂编第57师调至郑州，作为后备。

这样一番调动后，从表面上看，豫西的国*军数量并没有减少，反倒象是增多了。按番号计算，共是六个步兵师，两个暂编师，还有休整中的骑一师和骑十四旅作为预备兵力。

但番号是番号，由于各部队的人数并不一样，实际上，豫西的兵力确实是减少了。

同样，新乡的日军也不是一个师团了。多田骏是借着换防的空当，得到了双重配置的短暂时间。反攻豫西受挫后，第十四师团奉命调走，第三十五师团只好抽调出一个旅团，化整为零，分散驻扎，承担起地方守护的任务。

这样一番调整布置之后，敌我双方又处于一个平衡的对峙态势。

但在杨天风看来，这种军事上的平衡总是要被打破的，不是日军抽调出兵力进攻，便是国*军的实力增长之后再展攻势。

“往前看，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乐观可能还言之过早，悲观却是极为错误。”杨天风微微一笑，说道：“鬼子在走下坡路呢，我的参谋长，你没有看出来吗？”

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特点来分析，以武汉会战作为顶峰，以后，日军的素质和战斗力在整体上是逐步下滑的状态，毕竟历经数次会战，伤亡很大，特别是老兵，那可是日军的中坚。

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迫使侵华日军拉长战线，分散兵力。在旷日持久的全民抗战中，侵华日军战前累积的高素质兵员和军需物资逐渐被消耗掉，导致其战斗力逐步下降。

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九三八年以后，日军开始大量编成负责后方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以征召的预备役军人为主体，不仅编制装备比现役师团差，战斗力也与现役野战师团有相当差距。

在战争初期，日军士兵中百分之九以上为现役兵或预备、后备兵，年龄多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并经过较充分的军事训练，动作机敏、射击技术良好，身体也健壮。

但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日军中开始大量编入军事、身体素质较差的“补充兵”，以补充部队减员。补充兵一般仅经三个月左右的训练，军事技能较差，身体素质也远远不如原先的现役兵和后备兵。

战争初期，新兵入伍体检非常严格，其后逐年放宽。一九三八年，侵华日军新兵平均身高1.66米，体重56公斤；一九三九年分别降至1.58米，52.5公斤；一九四零年又分别降为1.5米，50.6公斤；一九四一年分别降到1.49米、50公斤；到了一九四三年，则分别降至1.46米和47公斤。

而到了四三年，入伍的新兵按抗战初期标准，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十。甚至连许多跛子、近视、独眼、花柳病患者也被征入伍。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日军于一九四零年以后，还补充了许多十六、十七岁的“娃娃兵”。这些“娃娃兵”行军就掉队、上战场就后退，仅能担任警戒等一般任务。

按照正常编制，日军的步兵中队人数应在一百八十至二百人之间。但因战死、伤残、疾病等因素，又得不到及时补充，编制人数逐年下降，甚至在后期只有一百二十多人。所以，就侵华日军同一战斗单位而言，因兵力减少，在不同时期，战斗力则有很大差别。

据冈村宁次回忆，至一九四一年前后，日军中“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被称为中国派遣军“王牌部队”的第3师团与第13师团，一九四四年时“再无钢筋铁骨之威”，而“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

到了四四、四五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军发动反攻的时候，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抗战初期、中期，往往是三四个中国兵才能够压住一个日本兵，现在则变成一个八路军一把刺刀，能够压住三个日本补充兵动弹不得。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产生疑问。既然日军的素质逐年下降，为什么还能始终压住中国×军队打，四四年还能发动“一号作战”呢？为什么就没人注意到鬼子不行了，要提前发动反攻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抗战后期“保存实力等胜利”的消极思想自然很关键，而中国×军队未能提前发动反攻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实力上的差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