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是黄帝时期的法典，后来被废弃不用了，孔子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实则从黄帝时就已经开始了。礼仪在黄帝时期是根本大法，是作为法律手段而存在的，而不只是伦理学上的礼仪，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在周朝时进行了引申分离改进。

《左传?隐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左传?昭公》：“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古人祭祀是给活人看，死人不知道了可活人却知道，因为别人看见主人那么尊敬崇敬祖先，所以别人尊敬崇敬主人之情也由然而生，巧妙地达到了一个以身示范的令人模仿作用。搞崇拜的实质是给活人做样子看，其目的是收取财物，实属劳民伤财两头消费瞎折腾，不如直接收税。老子的无为是针对当时各自以礼或仁义伪饰自己，大家互相欺瞒的或虚头巴脑的礼节作法做出的指正，意指用不着或多余，无为表现了老子的聪明与智慧。虚伪欺骗在有些人眼里看来是一种智慧聪明，老子弃智绝学是指弃伪智绝伪学。

正因为正宗失传，司马迁作《史记?礼书》也不知道礼仪的本义来源，也妄作评论。礼仪应该有本义和引申义之分，统治者们充分的利用了混合的礼仪而为统治目的服务。引申义仁义实为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说教，导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和百姓的愚忠，所以祭祀礼仪之兴也。《周礼》实质上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目的是为建立统治秩序所设。老子反对礼，因为礼是维护尊卑等级的一套程序，束缚人而不合人性，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虽然孔子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说法，但是孔子依然在礼仪问题上公开发表自己自以为是的误解看法，给后代人留下深重的影响，不能不令人痛心。

本义上的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道德完全是两回事，然而却被孔子改造成了社会伦理道德。道德法则应该以满足公共生存法则为前提的，否则将是违反人性的和扭曲变态的。道德是应该存在的，但不是那种人为性规定的那种束缚人性的枷锁，更不是孔子专门为统治者所设计的那种道德。孔子也是压根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周朝初期那么重视礼仪，后来为什么又废除礼仪。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侈谈道德或误会歪曲古人的本义道德。后人多以孔子为正统正宗，当然也就误会误解种种了，就是孔子后来知道了这些情况，但是仍然是有些无法完全理解。

《论语》：“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早年依靠给人家主持丧礼维持生活，通过祭祀活动而熟悉礼仪内容的。礼仪始于宗法，由于家庭内部产生正宗正支嫡亲与旁支庶亲或辈分等区别为昭穆，由于昭穆产生丧服制度，即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中庸》：“子曰：‘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礼法标志着权力转移继承制度。应该以道德和才能为标准。如果按照孔子说法天下将永远是继承制度，而不是民主的选才制度，这是不符合天地精神和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反对父子宗亲继承制度。

孔子的学说虽说符合过去的礼数规章制度或社会规范，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周朝也早已废弃不用，且正好是与当时新兴势力变法的政治企图有抵触冲突的。春秋时周朝处于崩溃状态早已无回天之力，天下诸侯纷争根本无法统一天下，没人听他这一套，因为他这些不符合人家的口味要求。谁最先强大起来谁就拥有统一的实力。维护周朝那一套不利于新兴势力的发展壮大，当然也就视作为障碍绊脚石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礼崩乐坏，诸侯并没有按照孔子的说法去做，也没有按照老子的说法去做，所以才有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天下分治各自为政局面，变法是后来秦统一的思潮主流方向。

孔子接触的是《礼仪》并宣传提倡克己复礼的统治思想，但礼教仁义《礼仪》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因此屡屡碰壁。《史记?老子列传》：“孔子適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吕氏春秋?似顺论?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於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然而孔子却也不知“其有文章”究竟是具有什么样的内容。

孔子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等书

《春秋》根本不是孔子所作，因为年代跨度太大，他根本活不了那么长时间，根据孔子的人生经历他不可能得到那么多史料，并且与孔子反对卜筮的思想相违背。中国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孔子不是史官，怎么能够记言记事作史呢？《春秋左传》相当于鲁国的地方志即鲁史，应该归鲁国的史官所记和保管，所以是后人司马迁把这事栽在孔子头上的。《史记?孔子世家》：“乃因史记作春秋。”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即为列国之史，既然《春秋左传》是史书，那么也就一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记，记注与撰述是两回事。别人所记，孔子所修是有可能的。孔子由于出身贵族，也有可能通过他父亲或各种关系得到《春秋》这本书，或者为鲁司寇时得到的，但是孔子肯定不会是作者。

《论语?述而》孔子承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周游列国忙着争取官位，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和兴趣来完成《春秋》呢？并且《春秋》中所记载有关迷信卜筮内容说明鲁国在当时只是一个旁支，鲁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没有得到主流治国思想的正宗真传，得到的而是糊弄人的具有卜筮内容的《周易》，所以孔子在其影响下也没有得到周朝多少年经验总结的真传。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论语》为历史上第一部私人著作，而且是在孔子死后由他的孙子子思完成的。有些典籍确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得其儒名，如《尚书》等，然而这些却非儒家所作所为，而是孔子所教儒生所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为避火灾而壁藏《尚书》并开私学先河以传天下，虽然未得其正宗，但也为中华文化传承留下可见端倪的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实为功不可没。

《易纬》本来不是孔子所为，却为硬安在孔子头上，因孔得宠而得其名，以古本为底本改造，迎合当时尊孔形势。原来与《易经》并传，有所底本的辅助性解释说明，后被分离开，所以才被误会。《周书&#8226；大诰》王若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文）、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十翼根本就不是孔子所为，而是附注说明解释，只是一起随着《易经》流传下来。《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又至昭公二年大约是12年，这时孔子才12岁，十翼又怎么能是孔子所为？

孔子思想与《易经》有些不一致，“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孔子不主张占筮，不语怪力乱神的主旨，又怎能为《易》作传系辞呢？孔子保存收藏《易经》是可以的，汉儒却把《易经》列为儒家经典并自封为正统实为美化自己，后人作伪实属讹传。《系辞》其中的内容观点明显的不一致，而是多人所为。易经中的子曰，或许是老子的子曰，并不是孔子，而子思所撰论语的子曰或许是模仿《易经》而作。关于“子曰”并不能证明就是孔子所说。由于误会有人将子曰或圣人都加在孔子头上，所以导致孔子做了两千多年的假圣人。由于有些人将本来就不属于儒家的古代典籍强制生硬地强加于孔子头上的结果，是使我们理解起来更加困难，无形之中增加许多误会误解。

司马迁《史记&#8226；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的说法无法作为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孔子所为的证据。孔子晚年才有机会接触到《易经》或《尚书》等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的，这时他已经无能为力来完成这项历史任务了，所以《论语?述而》才发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这样的自责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