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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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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ri,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ri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

力量必须用利益得到保证。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愿意用热血去寻求理想的毕竟是极少数人。

政权以各种形式展现着它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权。因为国家是一部最高形式的暴力机器,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持国家形式的终极力量是军队而不是文人,再好的思想也必须用武力来保证实现。大清遭遇的失败起因当然是军队的无能,倘若甲午之战打胜了,康有为变法的主张甚至自己也不会提出来。

但是他竟然意识不到这点。等到事情危急,可怜的光绪皇帝让他的同党携密诏求援,这帮人方想起向手握军权的袁世凯求救,太晚了!

戊戌变法已成为了历史,康有为与他的追随者梁启超躲到了ri本,不时会传出一些声音,这些声音已无多少新意,不外是还权于皇上,或者搞搞宪政改革。

但康粱毕竟是撼动历史的人物。百ri维新即使是失败了,已经在平静的一滩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巨石。即使康粱已经逃出了国,仍然让慈禧感到惧怕。能让最高统治者感到害怕乃至痛恨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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