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若人

就文学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本不必赘言，千言万语也说不清。至于它俩的关系，用马克思的思维来说，那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过，这辩证统一的关系听起来实在不很舒服，实在牵强得很。既然如此，那我就姑且随便说一说，说的当然是我自己的看法，正所谓一千个读者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也不例外，它有一千种关系，甚至更多，因为文学就是人学，离开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哪还谈什么文学。

那么，文学的民族性就乖乖地站出来了。所谓文学的民族性，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字学的总称，要么体现了那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以及社会生活风貌，要么不曾体现，或者说体现得不是很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是体现得不纯粹。

文学的民族性体现得不纯粹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外来文学的掺杂和入侵，本国的作家搞不清何为外来文化、何为本土文化，以至于失去了本国的民族性；二是作家的功底不敢令人恭维，缺乏深邃的思想和见解，这一点可以旁征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的话来佐证，他说中国作家除了外语不行之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缺点，那就是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一泻千里，十头牛也很难拉回来，小说家们把故事讲得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但是却忽略了对故事背后的东西的挖掘，毕竟好故事不等同于优秀小说。

文学的民族性是具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某地用方言传唱的山歌具有地域性，我们也可以说它具有民族性。但是，很显然，它不具有文学的世界性，因为一个在中国生活已久的非洲小伙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山歌，尽管他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刘三姐唱山歌，还是听得一塌糊涂，只好哭着回家去了，因为刘三姐的山歌没有流传到非洲去，非洲人不知道、听不懂再正常不过了。黑格尔在曾经的某一天说过这样的话：“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共赏的。”黑格尔所说的大概就是文学艺术的世界性。

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不仅具有民族性，最好还具有世界性。然而，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梁山伯遇到朱丽叶之前，我敢说他俩什么关系都没有，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直到那一天人约黄昏后，梁山伯才恍然大悟，这世界上除了神州大地上居住着一个祝英台之外，在遥远的大不列颠也有一个祝英台，真是相见恨晚，一气之下，梁山伯投入梁山泊驾龟西去。

如此说来，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本没有什么三姑六婆的血缘关系。不过，梁山伯遇到朱丽叶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就产生关系了。要是，梁山伯也会说一句“Iloveyou”，或者朱丽叶能张开红唇凑近梁山伯的耳畔说一句“浮世万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那么，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一定会发生某种微妙的关系，说不定还能合二为一，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混血儿来哩！

文学的民族性必然要走向文学的世界性，也只有走向世界的文学才经得起大浪淘沙和日月风雪的考验，唯独世界性的文学才能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以上拙言，便是我对文学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看法，浅薄之词，纯属个人拙见，如有不对之处，望君自行补充，古语有之曰：“生有涯而知也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