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例子是我们机械制造专业的核心课程——机床设计。不知道是我们的老师太传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们专业的教材基本上是围绕着一台苏联50年代设计的ca410车床展开的，虽然有点老，但是也足够难。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考试成绩刚好60分——本系的老师总是手下留情的。而我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97分，我也很疑惑，疑惑的不是我为什么考的这么好，而是奇怪老师究竟在什么地方扣了我三分，工科的专业课也有一项从不给满分的传统。

第二个例子是大学物理中的近代物理学。这门课很难，正因为很难所以老师通常不抓人，但对我们专业是个例外。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我们专业四个班一百来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老师声音小，讲的又大多听不懂，所以同学们一般都是自己开小型讨论会，把老师的声音压了下去。

老师很古板，对课堂上的噪音很反感，说来说去这些学生又不听，有一次居然被气的心脏病犯了，伸手掏兜拿药的时候晕倒在讲台上，很危险，这些学生这次祸闯大了。我已经记不清楚正式考试有多少人被抓了，只记得我们专业一百来人，在第一次补考之后仍有二十二人不及格，其中一个经常和我一起上自习的mm考了17分。当时我考了82分，不是第一，是第二，不是因为我特别擅长物理，而是因为我早有预感，在图书馆下过一番功夫。

可惜就算是这样，我仍然没有拿到奖学金。这大概和体制有关吧，我不是学生干部。当时每个班的奖学金都是由班长报导员再到系里的，我们班长那几天流鼻血，大概感觉不是很爽，把我给忘了。名单出来之后，我们寝室只有班长拿了三等奖，却没有我，我去找辅导员讨个说法，系里给我补了个“特别贡献奖”的奖状，钱嘛，事情已经过去了，学校不可能再另外给了。

这个世界上的风水是轮流转的，我三年所受的委屈在毕业时一次补了回来，这一次我得了四千大洋——优秀毕业生奖。原因很简单，我毕业之后的去向是某建设中的核电站。当时人们以为核电站就是荒山野岭，其实不是，那个地方我去过，是个不大不小的江南县城，就在海边上，旁边有著名风景区，可以骑自行车去看钱塘潮，离上海、无锡、杭州的车程都在两个小时左右，这回便宜可占大了。

大学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很富足，没有辟谷。我记得我拿到奖金的当天晚上，几乎全班同学都去了烤肉店，到最后还剩下四个能够自己走路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把大家弄回去的。后来我碰到了这家烤肉店的老板，老板对我说：“你们当时把店里的扎啤都喝光了，后来上的扎啤我都兑水了，否则你们那样的喝法肯定受不了。”

你们帮我评价评价这位老板：如果他卖掺水的扎啤，我应该恨他，但是他现在告诉我他的扎啤掺水了，在当时的情况有客观的原因，我似乎还应该感谢他。到底要我怎么评价这位提供酒肉的老板？

第一：他还会以同样的原因继续卖掺水的酒肉，但是却把自己打扮成道义上的英雄。

第二：如果有一天他宣布自己不会再卖掺水的酒肉，人们是否需要赞扬他的境界得到了升华？

第三：真的到了那一天，当人们回忆起他曾经卖过掺水的酒肉，是否需要我们庆幸不是生活在过去？谁叫他是老板而我不是呢？

这是我大学生活最后一段经历，因为这一段经历，甚至让我感觉到曾经喝酒吃肉的日子都不是那么真实，而辟谷却是真实而清晰的。

——忘情公子于2004年冬

（“辟谷生涯”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