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守城，往后方疏散不宜作战的老弱妇孺后，一千万石粟米勉强可以供赵军稳固住黄河支流，即邯郸、列人、广平、巨鹿、沙丘、昌城、下博、武强这一段黄河支流防线。但要支撑针对井陉的呼沱水防线（北面）、以及宜安南面的泜水防线，那要再加上一千万石不可。并且，这只是对军队供应，庶民不再其内。

饕餮号今年下水十二艘，明年下水二十五艘，两年同时增建船坞、设备、培训工人，第三年下水三十艘即可满足一千万石的运粮（此包括齐楚舟楫的三百万石运量），第四年下水舟数如果达到五十艘，第六年即可运输两千万石。

以大司马府的估计，秦军三年一伐，中间休整两年。秦军第二伐开始时，即第五年，赵国输入粟已超过一千万石，第六年达到两千万石，第八年三千万石。如果不输粟而输运去壳的米，第七年就达到楚齐魏每年余粮的极限：四千万石。要想再增加，只能从印度运稻米。

葛得第一次谒见后又连续数次谒见，后面几次谒见时，齐相田假、从郢都赶来的项燕、作战司的郦且、知彼司的勿畀我、输运司鄂焯全都在场。项燕的结论是造舟不及，要想救赵只能出兵。但不管是造舟还是出兵，赵国都要在今年挺住。

在此之外，以粮秣、造船为鉴，楚齐两国除了要在情报、军事上形成统一的指挥机制，经济、物资、人力、军工生产上也要形成统一的调配机制。比如粟米，楚国少种桑麻多种粟，齐国在满足楚魏两国的衣履外也要尽可能的多种粟，如此增加三国的余粮。并且齐国的衣履只能售卖楚赵魏三国，三国之外，需以货易货，不再接受金与钱。

鉴于此，熊荆还认为楚齐赵魏四国必须在金融上形成一个机制。即楚国蚁鼻钱和齐国刀币实行固定兑换率，固定兑率当然不可能法定，除非做到秦国那样对全国生产经营的控制。切实的做法是齐楚成立一家专门负责兑换货币的钱行，以两国国库金银注入该行，稳定蚁鼻钱、齐刀对金银的兑价即稳定了蚁鼻钱与齐刀的汇率。

而魏国，如果朝决不伐魏的话，魏国铜币必须重新估价，以确定新的、合适的金银兑价——魏国失地最多，有大把的魏国刀币在秦人手中。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是魏国的铸币权必须暂时交出，由兑换钱行控制铸币。

赵国的处理也类似，赵国也有不少刀币在秦国手里。赵国刀币也必须重新估价，确定新的金银兑价；同时赵国的铸币权也要暂时交给兑换钱行控制。

战争状态下，币值的稳定极为重要。如果币值不稳，商家囤积惜售，物价一日飞涨，今天能买一头牛，明天只能买一只兔，后天钱币只能融了当粗铜卖。这样的经济环境根本没办法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稳定的币值方能使经济良好运转，经济良好运转，只要交通没有阻塞，每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纳入经济体系，形成极其强大的力量。

这是有别于秦国的另一套方法。秦国国家力量的集中依赖全国百万官吏，细细密密、面面俱到的秦法则是这些官吏运行的规则，或者说软件。

楚国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人畜无害的吞并齐国、魏国、赵国，可只要四国能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并非不能与秦国百万官吏堆砌而成的国家体系抗衡。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各国钱币汇率稳定只是其中之一，金融之外各国与生产、贸易有关的律法，甚至与财产有关的律法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统一。最后最重要、却已经被解决的就是：这需要无数的金银或者货物投入。

这也是经济体系的缺点，经济体系超负荷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战争的本质就是烧钱，烧到一定程度货币通膨，经济体系开始陷入低效乃至彻底失效。官吏国家体系不同，只要不顾庶民死活，整个体系可以一直发挥效用，直到爆发起义。

楚国已经开通了前往中亚、西亚的海上商路，丝绸之外的诸多商品也能获得极高的利润。大规模金银的流入可以给经济体系降温，把通膨压在合理的限度之内。等于说，四国经济体系的承受力并不逊于秦国由官吏组成的国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