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徐君然原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一段平静的日子，没想到麻烦却又再次找上了自己。

这一天徐君然正在跟财政局局长刘畅研究关于县里面元旦走访的事情，县委办公室主任刘华强一脸惊慌的走了进来，手里面却拿着一张报纸，徐君然眉头皱了皱，对刘畅道：“这个事情就先这样好了，咱们有时间再说。”

刘畅也是聪明人，点点头道：“那好，县长，我先走了。”

等到刘畅离开之后，徐君然这才对刘华强问道：“老刘出什么事情了？”

刘华强一脸苦笑递给徐君然那张报纸，无奈的说道：“县长，桃花镇上访的事情上了报纸了，市里面好几家报纸都报道了这个事情，竟然有人还拍了照片。”

徐君然脸色顿时就变了，他知道，麻烦又来了。

伸手接过报纸，徐君然眉头紧锁道：“这个事情，传的很快？”

刘华强点点头道：“市里面好几家报社都报道了，最先报道的是丹江日报。”

徐君然脸上的表情更加严峻了，他知道丹江日报是市新闻出版局办的，在本市的影响很大。

一边看报纸，徐君然一边问道：“报纸上对这个事情都是怎么说的？”

刘华强苦笑道：“好像都是对白书记不利的，对您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徐君然松了一口气：“好，你先忙去吧。”

等到刘华强离开之后，徐君然拿起一份报纸随便读了起来，在今日新闻当中看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穿着孝服的上访群众》，上面

一张大图片赫然跃入眼帘，穿着丧服的上访者与保安纠缠在一起。图片上还隐约看到了仁川县委的牌子。图片下面，写着一长段文字：

近日，仁川县委门口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忍目睹的怪事，身穿孝服的上访群众要见县委书记，却被保安拦在了大门外，图为双方发生争执的一幕。

他们为何身穿孝服来上访？是有人专门捣乱，还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经过笔者询问，才从当事人那里得知，县委为了树立县城的形象。决定拆除公路两旁的上塘村旧平房，统一修建样板房。因为政府补贴资金极其有限，村民无法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不想搬迁，结果九十多岁的老人被拆迁队推倒的土墙压死了。经过政府出面协调。责令开发商为老人的子孙赔偿安抚费五万元，开发商却以贴出搬迁通告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老人的子孙们只好上访到县委县政府。

然而，没想到的是保安以书记不在为由，拒绝他们进入门内，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仁川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君然出面，答应了上访者的要求。他们才撤离。

徐君然匆匆看完了之后，心一下被什么东西拎了起来。这篇文章非常注重客观事实，也不存在对他的褒与贬，问题是它把矛头指向了白林这个县委书记。这让白林会怎么想？这岂不是拿他放到火上去烤吗？

更何况，这个事情被刊登在市政府下属的报纸上，岂不是如今已经全市皆知？

想到这里，徐君然继续看着报纸。却被下面的群众来信给惊呆了。

有人说：“为了政绩工程，全然不顾老百姓的利益。更不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这样的领导，别指望他们为老百姓办事。”

更有人表示：“形象工程真是害死人，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这才是最大的**。君不见，前几年百货大楼路口上的城市形象“嫦娥奔月”雕塑像，花了四十万，没过三年，官员调走了，形象工程成了阻碍交通的钉子，被拔掉后修了个大水池子，人民的血汗钱就这么被白白地糟蹋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追查，更没有人为老百姓说话，当官的继续当官，老百姓继续受害。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样板房究竟是让农民住的，还是让过路的人看的？值得决策者们认真思考，不要再搞什么政绩工程了，老百姓花不起这个钱。”

最诛心的是一条署名为公道的读者来信说：“既然是县委书记，为什么不敢见群众？还躲起来不露面，让县长给他解决问题，想想看，一个县委书记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来，这样的领导，有什么资格坐在主席台上尸位素餐。”

徐君然眉头紧锁，甚至觉得自己浑身都有些发麻，一条简短的报道，一张上访的图片，竟引发了群众的愤怒情绪。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群众对当前的**、对形象工程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一旦有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就会不遗余力地来发泄。尽管他们的言论有些过激，但也不无道理，也说到了问题的要害。比如市里面原本在三岔路口上的那座钢球雕塑像，真的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当时他不在丹江市工作，后来只是听说当时的市政府要树立城市形象，高价请京华大学设计了一个城市的雕像，花了四十万，用铁架子撑起了女性雕塑，手里面捧着一个月亮形状的钢球，美其名曰“嫦娥奔月”，既看不出它的象征意义，更看不出有什么审美价值，反倒有碍观瞻。

有人怀疑那根本不是京华大学设计的，京华大学要是设计出那样的水平，只能证明华夏的教育质量太差了。没过三年，主抓形象工程的书记调走了，人们才传说，那位书记大人的女儿在京城上学，那个“嫦娥奔月”是他女儿上大一时的杰作。后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上书，说“嫦娥奔月”放在路口妨碍交通，应该拆除。新一届领导班子顺应民意，果真拆除后修了一个水池子。

老百姓有这样的心态，徐君然心里面其实是理解的，形象工程的确成了一种变相的**。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实际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象富裕地区没有“形象工程”问题。但“形象工程”到底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还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富裕地区超出必要的建设也不少，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又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的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领导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为何成为形象工程的提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集聚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当然，这些都是后世的专家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徐君然虽然知道，却不能对任何人说。他更加明白，“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主事者出以公心。不谋求个人私利；三是经得起时间和实用的考验；四是主事者不自我表功。但是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此的美名盛誉，于是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

徐君然看着这几张报纸。心里面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这些报纸上没有对他所管辖的工作提出质疑，甚至还有点儿褒奖的意思。可担心的却是，这里面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白林一个人。

白林看了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是自己搞的鬼？如果这样就不好了，倘若白林再把这种怀疑传递给上级组织，上面的领导岂不是对自己有了看法？一个人一旦被组织上有了看法，这个人的仕途也就差不多到头了。这样一想，徐君然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